/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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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禁錮在德黑蘭的洛麗塔》

摘抄段落：

·在改寫《普漢先生》的過程裡，張愛玲做為一個中國作家的直覺告訴她，馬寬德所寫的那種愛情慢死、精神破產的故事絕不符合中國的文學感性。她必然要加入某種式樣的外力，才能成就一個情人分手的悲愴故事。這是我們常說的中國文學裡只有悲情沒有悲劇。在此，悲劇是指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以悲劇性格缺失為先決條件的悲劇。照這定義，悲劇的產生必要和性格的缺失掛鉤，全然因外力介入而無辜受苦的只是悲慘的受害者而不是悲劇英雄。在某種層面上而言，馬寬德和張愛玲選擇了內在與外在兩種不同的動力來處理這場愛情不能圓滿的結局時，是隱約地循依著這樣的線索。標準的希臘悲劇英雄，在中國文學欣賞的感性中，有被譴為“罪有應得”的危險，是不能激起太多悲劇的情操。這是否要追索到中國與西方倫理的不同，就不是我在此可以討論得清楚的了。

·不過這悲劇與悲情的簡單化約，卻又不能完全用在張愛玲的作品上。審查張愛玲作品，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張愛玲對完全無辜的可憐受害者是沒有太大的興趣的。所以在《半生緣》裡她會安排曼楨最後愿意“自甘墮落”地下嫁給祝鴻才。雖然這樣的情節把曼楨的境域寫得更為不堪，卻把曼楨這個角色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提升到了有某種自主權的受苦的人物。

·這些文評家大概難以相信，曾改寫馬寬德并曾受他“提攜”的一位中國女作家，卻在地球的另一端享受著如日中天的地位與崇敬，而《普漢先生》裡的故事正透過了《半生緣》被更多的讀者用不同的語言閱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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